文人出书难,书商猛赚钱
与“文人出书难”这一文化现象相映成趣和哭笑不得的便是“书商猛赚钱”。
倒书能赚大钱吗?一本几块钱的书能有多大赚头?与那些几千元的高档商品相比,书的赚头是不是太寒酸了?
错了,书商的赚头不仅大,而且快,局外人闻之都会咋舌:
5年前,万元户不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,上海一个不法分子非法加印了一本武侠小说,先不说他自己的赚头有多大,他仅仅向有关部门的干部和业务人员行贿就高达8万余元!
4年前,一本《玫瑰梦》竟使一个书商获利80余万元,而且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。如果这本书不是作为淫秽出版物被查禁,这个书商将获160万元的惊人利润。
不少书商私下承认,一本书不赚上10万元都懒得干。买书的读者常常羡慕练书的摊儿爷每月几千元的收入,其实这一层人已是书商所扒的最后一层皮。
今天由于我们国家的出版社和新华书店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,先天的不足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佳困扰着这些机构。它们急欲“转轨”,然而谈何容易!它们所要经历的还不仅仅是“阵痛”。而干劲十足的书商却像毫无负担的轻骑兵,他们什么负担也没有,不必负担下属的住房,竞争机制在他们手中,干多少得多少,干好了一本书就是一个国营书店职工几辈子的收入。于是,他们“热情高、干劲大”,睁大两眼盯住好选题,不惜重金购买作者的畅销书稿,雷厉风行地把图书推向市场,大把大把地把金钱揣进自己腰包。
书商们也的确救活了一批书,不少书稿在正式出版渠道“梗阻”,书商却有本事把书“练”出来。北京的地域文学评论家张东明有本译著征订数字不够,他本以为书稿将成为废纸,一位书商却自己投资把书出版,还赚了几万元。电影史学家孟固有本电影辞典书稿在出版社压了两年,书商却把它出了。笔者也受过书商的“恩惠”,前几年写过一本《只差一步到罗马》,正式渠道征订仅3000册,正当此书坐以待毙时,一个书商要过稿子竟印了8万册…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
书商的原动力和诀窍并不复杂,只有一个字便可包容:钱。
为了赚钱……
为了赚钱,书商什么事都于得出来:
书商出书大都是向出版社买书号,虽然合同上都签有“出版社有终审权”,但不少书商却在出版社终审后塞进私货,甚至连书名都改,比如有本协作出版的《中国宦官史》,终审完后,书商在印刷时竟把书名改为《性残缺的男人》。还有不少书商隐瞒印数,甚至能隐瞒几十万册,这样可以少交数万元的管理费,这使很多出版社愤慨而不敢声张,谁让你卖书号垂手得钱呢!
一些书商也越学越贼,他们不仅在利用出版社,也在抛弃出版社。近年来盗印之风猖獗。电视连续剧《围城》播放后,一些书商便买来一本书排印,印出几万册,一转手,一分钱管理费不交便获利数万元。《围城》的盗印版本不下10个,许多版本错别字连篇,使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先生不仅一分钱没得到,还蒙受了不白之冤。书商们从《围城》身上牟取了不下百万元的暴利。贾鲁生、苏娅合著的《白猫黑猫》因需送出版局审阅,还没等几道关审完,书商们便盗得样书,用最快的速度盗印完,不到—个月便撒满全国各地,到出版杜的真版本上市早已没了市场。
不法书商不仅盗印,而且还不时假冒出版社伪印,“文化出版社”、“五湖出版社”、“黄土出版社”这类胡诌出来的出版社,也堂而皇之地推出一批又一批的书。这类书印刷质量之低劣、内容之粗俗令人作呕。这种书肯定是不大会排字的地下印刷厂与不大识字的书商的“共同创作”。一般情况,这种书一本就可以赚上十几万以至几十万元。
一位作家说:“书商使文人受益!”
就在众多的文人为出书难而怨声载道、束手无策时,有一批文人不仅告别了贫困和尴尬,而且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游得不亦乐乎。著名作家江浩就是这样一个弄潮儿。他自己就说,与其对这股大潮无端恐惧,还不如勇敢地迎上去。
江浩虽然是内蒙作家,但他常住北京,而且是在考究的亚运村公寓。他每年的住房费高达6万多元,替他支付这笔费用的就是书商。
这位作家在宽敞亮堂的公寓内对笔者说:“像我这么好的写作条件,哪家出版社能提供?房间如此安静,会客厅这样气派,到时间在餐厅吃三菜一汤的饭,使我一年拿出100万字的作品。这是书商为我包下来的。”
江浩虽然说话结巴,但声音极有力度,仿佛在演说:“书商是对官办出版发行体制的一个猛烈而行之有效的冲击。书商的名声不好,但那是不法书商玷污了这个行业,由于我们法规上的种种漏洞,更鼓励了一些人的赌徒心理,并造成了良莠难分的现状。但我接触的不少书商是真正干事的人,这些书商使文人大大受益。”
江浩率直地说:“说实话,我不爱和出版社打交道,不少出版社认为给作者出书是一种恩赐,我受不了这种傲慢。再从稿酬待遇来看,出版社哪怕赚得再多,也按规定的每千字20元到30元,这钱挣得太寒酸了。你想一想,50年代几部著名长篇小说的稿酬达10万元左右,由于那时还没有10元面额的人民币,有的作者拉一三轮车钱回家。可现在呢,一本书也就几千块,如果把物价的因素考虑进去,相差何止几十倍?现在什么都调价,连看自行车都从1分提到1毛了,惟独稿酬还按计划经济价。不少作家为出版社创收的是巨款,而得到的只是糊口的钱。改变这种状况,书商的作用非同小可。我几年前就作出决断,出书不找出版社而找书商当经纪人,我的一切作品都委托书商出版,书商对我的作品按效益论价。由于我的作品读者面广,稿费标准已是国家标准的几十倍。我一年的稿费就可以买一辆轿车——尽管我尚无计划购买。”
一个书商的贴心话
我是在北京一家四星级饭店采访这位大款书商的。他30岁出头,留着前冲平顶头,高档的衣服和整洁的打扮和我印象中粗俗、攫取欲极强的书商大相径庭,他的言语虽然有时糙点,但糙得是地方,江南口音与新京味的结合,更透着精明。
他体验颇深地说:“我爱书商这一行,也他妈恨这一行。这个行当充满着竞争、合作、冒险、高额利润,还有他妈的欺骗。书商间相互欺骗的事太多,因此买书时几乎全采用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手段。比如我有本畅销书,书商们从各地赶来包下其它房间,看上货当场就交款几万元或几十万元,然后到印刷厂把书拉走,一两天的时间几十万本书就拉光,然后如鸟兽散。就这么干还有挨坑的时候。有个内蒙的书商假装买走1000本书,但他连夜赶回去盗印5万本,多不是东西!”
书商话锋一转:“书商都那么坏吗?绝对不是。都让这一小撮败类把这行搞臭了!我们不少人都挺有事业心的,比如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,我一本淫秽书都没出过,一次盗版没干过,我出了不少深受读者欢迎的书。”
书商转而问我:“你考虑过没有,为什么书商干得这么‘火’?经济效益这么好?抛开那些缺德的不法分子不谈,我们这些正经的书商吃透了市场,我们知道‘上帝’需要什么,我们懂得时间就是金钱。为了书,我—天跑过近万里,早上从北京飞广州,下午又从广州飞到成都。我曾用12天的时间督印出20万册书,没点玩命精神行吗?其实,国营新华书店条件比我们好,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书店,有多少倍于我们的职工,但就是犯大中型企业的通病,经济效益不佳,很多能赚钱的好书都从眼皮底下溜走了。比如王朔的《我是你爸爸》,在新华书店只征订几千册,可到了我们手里少说发10万本。再说《围城》,出版社在电视台播电视剧时就应预见到它的销路,你早下手怎么轮得上不法书商呢?我到一些出版社去进过书,有的发行人员特别烦躁,买他的书就像给他找了多大麻烦,这效益能好吗?自从我们登上舞台,书刊市场活跃了起来,我们搞出大量畅销书,养活甚至致富了—批文人,并给国营出版行业设置了—个强大的对手,使他们感到非加快改革步伐不可。这毕竟是事实吧?”
书商讲到这里显然有些得意,他说:“我们书商过去的素质普遍较低,给人的印象是没有文化的人在从事着出版事业,这现象正在改变,不少大学文化程度的文人也在开窍,正加入到书商的队伍里来,不少国营出版行业也在借鉴着我们的方式,这种‘合流’在改变着书商的成分,几年以后的书商可能就不会这样声名狼藉了。”